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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宝顶西壁攀登
  ------记者 张勇
 

    在犹豫不决中我还是准备好了决定拍摄雪宝顶西壁攀登时，我就一直在问自己，到底有没有具备跟随拍摄的能力？我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这次有多危险？我的攀冰技术能行吗……
    所有东西，5月5号跟同事何虎上了去成都的火车。在成都我们见到了这次攀登的两位队员：大涛（山东）和大漠(陕西)，两个人都是刚从雪山下来，脸上明显的分成黑白两部分，大涛裂开的嘴唇还没好，说话都要小心翼翼。我问他们刚从雪山下来，再紧接着去雪宝顶体力能行吗?他俩说这样提前适应，到时就不会出现高原反应了。后来的情况证明他们的话是对的。
 
 
  大 涛
   
      5月9日下午我们四人到达了海拔4200米左右的雪宝顶大本营，营地的前后各有一座墓碑，埋葬着两位攀登雪宝顶时滑坠而亡的勇士。去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两座墓，但当真正看到它们的时候，心情还是非常沉重。大涛和大漠在大海的墓前放了几根点好的烟，嘴里在说着：“这哥们在这里也没烟抽。”何虎则在一边恭恭敬敬的给大海鞠躬，还跑到北大山鹰社女孩的墓前放了几颗糖。
   
 
  大漠
   
      5月10日，我们做了一天的修整和适应，把第二天要用到的技术装备搬运到了西壁下面不远的地方。晚上我的头开始疼起来，吃了点药就早早休息了。
    5月11日早上四点，大家起床，喝了点热水，吃了几片饼干就出发了，计划在中午12点左右从西壁攀登到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顶峰。然后在顶峰附近找冰裂缝宿营，第二天从传统路线下撤。
   
 
  张勇
   
      但现实情况却让我们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由于连降大雪，山上的积雪都在一米以上，我们行进起来非常困难，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体力，大涛和大漠在前面轮流开路，我在最后踩着他们的脚印走。快到冰壁下的时候，我们整理了身上的装备，把不用的东西交给何虎，让他背下大本营，我们三人继续攀登，何虎在原地拍摄我们攀登的镜头。
   
 
  何虎
   
      望着就在眼前的冰壁，大涛再次问我是否做好了准备？觉得不行就不要勉强，现在退出还有机会，一会上冰壁了就没机会了。由于第一次上这么高的海拔，我当时觉得头稍微有点疼，但影响不大，就告诉大涛，可以。
    攀登马上就要开始了，但首先我们要走到冰壁的下端，这样就可以相互保护，用攀冰的方式上升，在攀冰方面我还有点信心，因为今年春节拍摄登协的攀冰培训班时，我学的很刻苦，掌握了一些基本技术，大涛对我的技术也很放心，因为我俩就是在那时认识的。
    但是谁都没想到，几天的大雪却让这段平时只用一个小时就走完的路耗费了我们三个小时的时间，五、六十度的雪坡，我们每踩一脚就要往下滑一脚，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三个人的体力在这里被耗费了许多，还没到冰壁呢，我已经快没力气了，并且随着体力的快速消耗，海拔的上升，每走一步我就感觉自己的脑袋要爆炸一样，剧烈的疼（高原反应）。挂在胸前的摄像机我也没心思拿出来，因为每走几步我就想赶紧休息。大涛和大漠虽然也很累但他们没有高原反应，状态很好，一直在努力向上攀爬。
    我挣扎着跟着他俩爬到冰壁下，在60度的雪坡上挖开一片雪，一屁股坐下，使劲喘着粗气，伴随着剧烈的头疼我在做思想斗争，要不要继续？但看着脚下刚刚爬上来的雪坡，我知道下撤的困难，心里想或许往前还能容易点。高原反应现在把我折磨的像一个病重的老头，只能拼尽全力去赶上他们的脚步。
好不容易上了冰壁，我们三人开始攀冰前进，大涛在前面开路，我排第二，大漠在最后。刚爬一会儿，突然变天了，何虎也用对讲告诉我们，天气不对，乌云来了。这时狂风大作，颗粒状的大雪又向我们打来，大涛在我上方停了下来，低下头躲暴风雪。我一看也强迫自己用剩下的清醒意识在冰壁上拧了颗冰锥把自己固定，没一分钟我靠在冰壁的腿上就堆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天气突变
   
 
   
      在雪山上呆着不动就意味着身体在快速失温，没有几分钟，我戴在湿手套里的手指就没有了感觉，回想起好多因冻伤而被截去手指的前辈，我心里很害怕，赶紧把手拿出来放在嘴里不断的哈气，想以此来提高手指温度。但我发现，在这么冷的环境下这样起不到任何作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下撤。
    本来大家的体力就耗的差不多了，暴风雪一起，前进就更加危险和困难，并且上面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能不能找到冰裂缝宿营还不知道，冒然前进等于送死。这时大涛给我喊：“我们下撤！”听到大涛这么决定我当时还有些不太愿意，因为下撤的这段路我们太熟悉了，雪非常厚，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虽然下撤相对容易一些，但绝对会让我们消耗掉全部的体力。
   
 
  我用打冰洞的方法速降
   
      我们决定用打冰洞的方法双绳速降，这样一次可以降60米，是我们当时最高效，最快，而且是不会丢掉任何装备的最好方法。在登协培训的时候，我和大涛都熟练的掌握了打冰洞的技术。我们分工，我在前面打冰洞，第一个下降，然后当他俩下降的时候我在下面再打冰洞，这样会节省时间，大涛在后面收尾。
   
 
  大涛在后面收尾
   
      前两段速降进行的很顺利，我们很快就降了两个绳距120米。当我降完第二个绳距的时候发现，没办法速降了，因为这里都是厚厚的积雪，没办法打冰洞，剩下的雪坡只能慢慢往下走了。但是这样太累了，每往下走一步，脚就会深深的陷进雪里，然后再把脚拔出来继续往下走。这时大涛好像知道我想往下滑，反复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坐着往下滑，这样会引起雪崩，到时我们三个都要完蛋。
    听了大涛的话我很害怕，我回想起学习攀冰时教练的指导：下降时把冰镐挂在安全带上，空出双手来操作。于是我把一只冰镐挂好，手里还拿了一只，以防滑坠好制动。但当时由于高原反应，大脑缺氧，我的意识已经不是非常清醒，脚下也不是很稳，正在我迷迷糊糊往下走的时候，我滑倒了，坐着滑下去了。刚开始我还觉得很好，这样很省力，但马上我发现不对劲了，滑行速度越来越快，我已经没办法控制，而雪坡下面就是一堆裸露的大石头，我马上用手里的冰镐翻身制动，但雪太松了，无法制动，速度还再加快，我翻身想再试一次，已经晚了，我滑到了石头上，翻身制动，一镐打到了石头上，冰镐从我手里飞了出去，我感觉自己也飞了起来，接下来隐约记得自己在石头上撞了一下，我下意识的叫了一声“啊”，然后脑子里想到这下完了，我肯定像大海一样死在这里了。
    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看到自己在一片雪里边，爬起来竟然发现自己还能动，身上好像也没有骨折的地方，我又活动了一下，好像就是没有骨折的地方，就是膝盖有点疼，接着发现羽绒服的毛跑出来了，冲锋裤膝盖的位置破了个大洞。接着检查自己的装备，背包就在身边，安全带上的装备也都还在，身上的摄像机在我后面坡上五、六米远的地方，唯一不见的就是我那只用来制动的冰镐，我想肯定在上面的石堆里。我又挣扎着向上走了几步把摄像机拿回来，发现机子没事，就是摄像包的背带断了。我赶紧把身上的安全带脱掉，把所有装备放进背包，然后换上一副干的手套。
    这时从石头旁边的雪坡上面甩下来一根绳子，接着我看到了冒着滑坠危险，滑下来的大涛，我看到他紧张的神情，然后问我：“你怎么样？有事没?”我告诉他：“我还可以，好像没什么大事”。他马上回头告诉大漠：“张勇没事。”一会大漠下来了，告诉我他刚才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们都以为我肯定死了，说我滑坠了最少100米。
    我想起来上面的冰镐，告诉大涛，我的冰镐掉在上面了，你帮我找找。大涛这时已经在石堆的下方了，想再爬上去已经非常困难，也很危险。大漠看到大涛准备去找冰镐，说：“你疯了吗？你也想再滑坠一次吗？”大涛还是沿着旁边的石头找了找，然后对我摇头说没看到。还对我说：“一只冰镐800多块钱，你的小命值几个钱？别找了，回去我给你一只镐。”
    当时，我们三个人的体力都耗的差不多了，为了找我，他俩也是冒着危险从雪坡上滑下来的。加上回大本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也就放弃了。毕竟从这么高滑下来，能保住命已经是万幸了。我放弃了找镐。
    这时山里的大雾已经模糊了眼前十米内所有的东西，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依靠着来时的一点记忆我们三个开始找路回大本营。下了几个大雪坡，又上了几个碎石坡，我们好像找到了回去的路，隐约看到了一些被大雪埋住的脚印。天逐渐黑了下来，我们三个人戴着头灯，摇摇晃晃，用意志支撑着身体往回走。路上休息了几次，我一坐下就想睡觉，闭上眼睛就好想做起了梦。又走了三个小时的碎石路，到晚上十点左右，我们终于回到了扎营的河滩，但就是看不到帐篷，大漠在绝望的喊着何虎的名字。又走了一会儿我们终于看到帐篷了，我用最后的意志支撑自己走到帐篷前，放下背包，脱了高山靴，脱掉身上湿漉漉的衣服，钻进帐篷倒头躺下。何虎跟我说什么我都没力气回答，觉得浑身发冷，就想好好躺一会儿。早上五点出发，晚上十点回到大本营，我们整整走了17个小时，中间也没有吃任何东西。
    等我一觉醒来，何虎已经给我烧好了果汁，喝着热热的果汁，我才感觉自己终于活了，没有死在山里。
    回想起下午滑坠的经历，我感觉好像在做梦，但看到自己腿上的伤痕，发现这确实是真的。
    一天以后回到岷江乡，大涛问我经历了这么一场事有什么感觉？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爬雪山了。大涛告诉我：爬雪山是容易出事的地方，并不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这时你会集中精力。而在一些难度不是很大的地方，人往往会放松警惕，而这时危险就会突然袭来。我想想，觉得有道理，不过今年我是不会再去爬雪山了。真的很害怕，如果自己当时没有戴头盔，如果自己当时自己没有背包，如果当时雪没有那么厚。。。。。假如没有这些如果，结果可能不会这么幸运，我真是命大！